需求不足八年8年救不了，为什么？ 北大教授卢锋给出了一组很有分量的对比数据：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历了四次需求不足。 分别是1981年、1990年、世纪之交、2008年。 这四次需求不足，每次持续3年左右，靠逆周期调控和投资扩张都能较快复苏。 但这次从2018年算起，已经拖了8年了，虽然政策刺激是一轮接一轮，力度远超以往，但今年二季度增速仍只有4.3%。 卢锋的判断很明确，这已不是传统周期理论能解释了的。 他指出了问题的根源，也就是中国经济数十年高速追赶后，内生出来的体制性结构性失衡问题。 1.前四次为什么能救？ 前四次需求不足，本质上都是周期性的供大于求。经济跑太快了，产能上来了，需求没跟上。但只要政府出手：降息、放水、搞基建、松货币，需求就能被重新点燃。 因为那时候，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还在。如城镇化刚起步，人均收入刚过温饱，大量基础设施还没建完。 所以给点政策，需求就弹回来了。 这就像一个人，只是累了，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。 2.这次为什么救不动？ 因为不一样了。不是累的，是病了。 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需求端的底层逻辑变了。 前四次，老百姓是真的没钱花，但只要把钱放他们手里，他们就会花。 现在有没有钱呢？有人说还是一样没钱。 其实有没有钱，结果都一样，就是不敢花了。 为什么呢？收入预期不稳，社保兜不住底，房子跌得够惨，但还是看不见底，未来看不清。 这几方面决定了消费意愿，给钱也不敢消费了，要存起来。 第二，是供给端的结构卡住了。 为什么卡住了？因为产能过剩。这不仅表现在传统行业，新能源光伏这些新动能，也开始过剩了。 它表现在企业投进去的钱，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，利润越来越薄，东西越来越剩，自然不敢再投。 但其实不是不想投，是投了也白投。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结果，不敢花了自然就卖不动，卖不动自然就过剩，很简单的逻辑。 第三是体制性成本太高。 土地、金融、能源、物流等，这些制度性成本，在过去高速增长时，被增长掩盖了。 现在增速慢了，这些成本就变得格外沉重起来。 企业扛不住，就不敢扩产，不敢招人，不敢投资。 卢锋把这叫做“体制性结构性失衡”。 这个失衡不是一个短期的供需错配，而是一套运转了几十年的增长逻辑，正在走到尽头。 这个问题，其实不想认，但它就摆在那。所以还是一个逻辑替换的问题，找不到，那就只能成为莫斯乌比环。 3.以上说了，消费不行就过剩，过剩的结果就是不敢再投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环上的几个问题。 消费不足，过剩了。投资不足，更不敢投了。 所以过剩和不敢投，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。 通过这两个面，企业看到的就是，市场在收缩，需求在变弱，政策不确定，预期不稳定。 所有信号都在说，先别动，看看再说。 这一看看再说，就是好几年。 而当一个社会中很多企业都在“看看再说”的时候，经济自然就转不动了。 这就是供强需弱背后的真相，不能简单说产能太多，而是信心太少的问题 4.所以综合看，卢锋教授的判断是对的，当前不是传统周期理论能解释的。 说它是“换挡期”？但愿是吧，换挡的这一段，确实是最难受的。问题是换挡效应周期有点长，并且还在继续。这问题又在哪呢？ 很多人会觉得，再撑一撑就过去了，但问题是，都八年了，显然不是“撑”的问题。 所以，可能需要的不只是政策刺激了，而是需要一轮更深层的制度调整。调整需要往深里调，要把那些卡住经济的体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，真正地拆开来看，动手来改。 而如果只是继续放水，继续搞基建，继续稳预期，不去动那些真正卡住经济的东西，那么，靠刺激，效果只会越来越弱，成本也会越来越高。 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，连刺激本身都刺激不动了。 所以这不是悲观，是数据真的已经摆在那了。它在提醒我们，该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接下来的时间了。 而那个方式，光放水不行，它需要“改”，改那些让企业不敢投、让居民不敢花、让经济转不动的体制性卡点。 “改”比“放”要难得多。因为它触及了利益，最需要的是决心，当然也需要时间。 所以问题挺紧迫，如果不去针对，不这么开始，那么“八年”很可能就会变成“十年”或者“十五年”，甚至更久。 到那时再回头看，可能会觉得，现在的4.3%其实已经不算低了，因为后面还有更低的数字在等我们。 所以卢峰教授的这篇报告就是很直白地告诉我们，现在能做的，必须承认这个可能性，然后开始行动，并且，以愿意的方式去面对它。 而不面对，它也不会自己消失，只会变得更复杂。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，就是它确实更复杂了。所以需要以更复杂的方式来回应它。 这个复杂性我们叫它换挡也好，转型也罢，无论叫什么，其实都是确定性的问题，都表明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它需要的，除了时间，还有变通和韧性，这构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那个轮廓，在努力地重新找方向的经济体。它在8年的数据里，告诉我们，如果不看见，如果不准备，不开始，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。 所以卢教授的这个“体制性结构性失衡